前不久，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細胞生物學家Jennifer Rohn在Nature發(fā)表觀點文章，闡述了自己在“這個暑假，為什么拒絕審稿？”現編譯如下，以供大家在月圓之夜，水調歌頭，秉燭論談。坐在陽光明媚的后院，聽著雨燕的鳴叫聲，看著我五歲的兒子正沿著花園墻壁摘著黑草莓，一邊摘一邊吃著，我一只手拿著電話，另一只手拿著冷飲，不經意間瞥了一眼我的社交動態(tài)，一名生物學家郵件通知她的屬下進行同行評議，即使他們明明正處于度假的狀態(tài)。我突然有點擔心，要是這個郵件是發(fā)給我的可咋辦啊，收件箱里的審稿請求早已經堆積如山。如果是在我職業(yè)生涯的早期，這樣一條推特可能會讓我立刻回到家中，開始發(fā)郵件、接受請求，并開始閱讀文章。畢竟，很多研究人員都是利用暑假來鞏固他們的項目，并排隊提交申請的，這樣將便于他們的經費申請，因為截止日期往往在年底前后蜂擁而至。我的一位博士后就在本周提交了他的綜述稿件，主要是因為只有當這一學年塵埃落定時，我才有時間來修改他的終稿。但如果這篇論文被接受并迅速發(fā)表，肯定會有助于我們下一次的申請。而現在，我不再覺得自己在休假期間還有審稿的義務。我花了數年的時間進行自我反省，我從基層一步步晉升成為一名成熟的團隊領導，才獲得了今天的成績。理論上，我們都有責任讓審稿的車輪持續(xù)轉動。在我們這個緊密聯系的研究團體中，存在著一個不言而喻的互惠協議。長期以來，科學一直都是這樣運作的，我的期望是，當我的每一篇論文被同行評議的同時，我花在評審別人工作上的時間是大致相同的。而且，我深知等待一篇論文的評審決定是一件多么令人沮喪的事，我又何苦要通過拖延時間來激怒同行呢?我的朋友John Cairns，是一位已故的分子生物學家，他曾經告訴我，在過去的學校里，科學家們通過郵局互相發(fā)送手稿。手寫的稿件在被審查之后，再寄回給作者。經過這樣一輪修改后，該論文將會在下一個周被《Nature》雜志接收。當時，學術機構的數量足以處理所有需要審查的論文。但是，那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。期刊的數量在不斷的攀升，論文的數量也在不斷的增加。科學家需要盡可能多地發(fā)表論文，才能增加他們被聘用、晉升和獲得資助的機會。在知名的期刊中，提交的論文要經過至少兩到三次，有時甚至更多次的修改才能被認為是可以接收的——且每次修改都需要一份審稿意見，其結果就是審稿的需求在不斷的增加。根據我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管理實驗室的經驗，審稿請求的增加帶來的是對我的時間需求的不斷加劇。在大學的十年里，我見證了教學負擔的急劇增加，其中包括學術指導任務以及不需要動腦筋的行政任務。并且隨著經費申請成功率的下降，我需要提交的申請數量也在不斷增加。除了這些雜務，我還要管理一個由6個人組成的團隊，同時與一個行業(yè)合作伙伴一起工作，參加會議，管理多個合作項目，并保持我自己的論文正常運轉。但是對于學者來說，這樣的工作狀態(tài)并不少見，像我的許多同事一樣，我為了維持生計必須努力工作，甚至經常占用晚上和周末的時間。這意味著我很少能夠享受我應得的假期。夏天，當我離開實驗室的時候，第一個星期我都會感覺筋疲力盡。每一天，我都要做一些不得不做的學術瑣事，因為這樣能夠讓我的實驗室保持正常運作。大多數時候，我兒子會問:“媽媽，你又要開始工作了嗎?”“面對這種情況，花更多的時間做同行評議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。為什么不把這些審稿請求轉移給剛入門的同行，并把它作為一項有價值的訓練? 我有時就會這樣做，當然也要適度。雖然不像研究生那樣有詳細的數據，心理健康問題仍然是博士后群體面臨的一大困擾。憑良心說，我不能把我的重擔壓在他們的肩膀上。我曾經接受過一位博士導師的培訓，他強調了工作與生活平衡的重要性，所以我非常尊重團隊成員的休息時間。因此，我沒有接受審稿請求。當然，我只是在這個假期對審稿說不。公平地說，如果我自己的論文在評審過程中比平時多花一點時間，我也不會擔心。相反，我要利用這段時間與我的兒子親密接觸，放松一下我的神經，因為它已經緊繃得可能隨時會斷裂。當我再回到實驗室時，我將以新的活力面對下一個學年。
Jennifer Rohn,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的細胞生物學家Jennifer Rohn. Why I said no to peer review this summer. Nature. 2019doi: 10.1038/d41586-019-02470-2https://www.nature.com/articles/d41586-019-02470-2
海上生明月
天下共此時
就在今夜
就在此時
想一想那些千里之外的人
恨不相逢的
相見恨晚的
以及
再也見不了的人
祝大家
中秋節(jié)快樂！
